在家中互称“达令”

龚澎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怀揣革命激情，龚澎踏上延安之旅。1940年深秋，龚澎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负责国际统一战线和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1942年岁末，乔冠华与龚澎相识于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此前，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为笔名撰写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名噪一时。香港沦陷后，乔冠华与众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加入外事组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乔冠华与龚澎经常一起访友，一起看稿件，他们都酷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两人结为伉俪。

当时的革命婚礼很简单，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们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乔冠华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已返回延安，他们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

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乔松都说：“相对来说，妈妈更理性,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为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称为“绝配”。”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和龚澎双双成为外交部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乔冠华是个心里有事存不住的人，他遇到问题总要和龚澎商量，特别是在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地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

19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准备提升龚澎担任部长助理，龚澎得知这个安排后找到了周总理，她诚恳地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是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或许正因为他们两人不相上下，龚澎更加注意维护乔冠华的自尊，经常“调试”比翼双飞的距离。

30年的婚姻中，乔冠华与龚澎始终恩爱如初。乔松都说，爸妈一起上下班、一起开会、一起出国，他们各有各的天地，又相互支持体贴，更多的时候，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来没有翻脸争吵过。乔松都回忆，小时候听到父母互称“达令(darling亲爱的)”，十分不解。母亲不动声色地解释：“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还补充说，“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直到乔松都长大后，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动乱年代中相互鼓励

动乱年代开始后，乔冠华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乔冠华，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乔冠华悄悄打电话问龚澎：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龚澎很坚定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动乱年代中，乔冠华和龚澎常常互相鼓励。乔松都回忆，一天下班后，母亲让自己弹奏一曲《国际歌》，她和父亲并排站在客厅门前，神情庄重，跟着节奏轻声吟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曲子结束了，母亲深深吸了口气说：“休息过来了，下午接着战斗!”

随着各种 压力接踵而至，龚澎的身体每况愈下。1970年，龚澎因脑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里，她尝试着和乔冠华谈及“走后”的话题，每次一张口，乔冠华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龚澎叫来儿子，嘱咐道：“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不满25岁的乔宗淮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将母亲的嘱托铭记在心。”

“妈妈走后，受打击最重的是爸爸。”乔松都回忆，那段时间，父亲经常独坐书桌前一遍遍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儿女熟睡后，父亲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翻看他和妻子的旧照，不时老泪纵横，邻居们常听到他悲凄的哭声。

乔冠华家的向南阳台以往堆放一些杂物，这时却堆茅台酒的瓶子。他两三天就一瓶，很快茅台酒瓶子堆满了阳台。那时住在报房胡同的几位和老乔过从较密的朋友几乎每晚都到他家陪伴他，通通消息，说说闲话，并劝慰他振作起来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经过一年多，乔冠华才慢慢平复过来。